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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现场实物

“那天中午我慕名前来寻古，在绍兴市稽山中学幼翁山西侧步道发现一块石质优良的步道石，阳面还刻有文字，当时就猜测或许是块与府学有关的残碑。由于多年来从事地方古籍整理，残碑文字立即让我联想到了陆游撰文的《绍兴府修学记》。”绍兴越城区文史爱好者金水福发现的这块残碑，高40厘米，宽31厘米，厚15厘米。碑文残存四列，左侧一列因切割加工已残缺，右侧三列清晰可见，内容为“行民物和乐台榭弗......崇阁邃宇修廊讲说......见闻未广也则为之”。

确为陆游撰文的《绍兴府修学记》残碑

在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的“碑帖菁华”数据库内，金水福发现了一块年代为南宋绍熙2年（1191），刻立地为绍兴，名为《绍兴府修学记》的拓片。经过一番比对，疑为残碑的对应全碑拓片。

为了确定残碑的相关情况，记者联系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罗鹏。他表示，经过现场踏查以及大量古籍文献、方志查阅，发现史上关于《绍兴府修学记》碑的记载至少有4个版本。其中，雍正《浙江通志》卷二百六十一全文收录，现存文献记载最早；乾隆《绍兴府志》卷之七十六记载“宋绍兴府修学记残碑，年月阙，与二庄记一碑两面，年月姓名俱阙，惟存上半截 ”，该文献表明乾隆年间该碑已残；道光四年《两浙金石志》卷十也收录此文，文后记“碑在绍兴府学，文廿行，正书，字径一寸二分，碑为绍熙二年九月陆游撰，詹骙书”；清晚期陆增祥所著《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百十六中也收录了《绍兴府修学记》，且里面关于该碑文的记载与现存内容基本一致，如文字内容、断句相同、满行39字等，其中更是明确记载了碑“高七尺二寸，广三尺四寸，廿行，行卅九字，字径寸许，正书，隶额二行，题绍兴府修学记六字，在绍兴”。

“经过文献、拓片以及残碑实物的三者比对，可以确认残碑内容为著名文学家陆游撰文的《绍兴府修学记》部分文字。”罗鹏说。

近年来越城在宋韵文化上的重大发现

根据史料记载，绍兴府学宫的前身为越州州学。唐代始建于城北，五代废圮。北宋天圣六年至九年（1028—1031），知州成悦复其学，但学宫已破陋不堪。北宋嘉祐年间（1056—1063），迁址城南望花桥畔，即今稽山中学内。自南宋隆兴二年（1164）迄清康熙年间，历经多次大修、增建。光绪三十一年（1905），罢科举，府学废。民国二十一年（1932）9月，在府学宫旧址建立私立绍兴中学，次年改名绍兴稽山中学。目前，绍兴府学宫尚存戟门、泮池、文庙门等清代建筑，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陆游于淳熙十六年（1189）被劾罢官后，一直在三山归隐，时间长达13年。期间陆游心系家乡教育事业，主张地方为政者应加强兴学设教，培养人才，注重礼教，并认为教育有“世衰道微”的趋向，必须改变。当王信（陆游结交多年的同道中人）于绍熙元年（1190）担任绍兴知府，绍熙元年（1192）9月增修学宫并立碑以记，时年67岁的陆游欣然作记。

《绍兴府修学记》全文700余字，对王信坚持教学先行、肯定祭祀礼仪所产生的道德教化功能表示高度赞同，是体现陆游教育思想的代表作之一。“残碑内容与陆游文本相互印证，可以见证南宋绍兴府文教与吏治的一段历史。王信在绍兴府任上实际只有一年两个月，却大有作为，除了捐俸置买学田、重兴文教外，还上疏朝廷减免绍兴府积欠的赋税，兴修水利，百姓感戴为他绘像立祠。宋代绍兴府前有范仲淹，后有王信这样良牧循吏重视文教，所以才有丕盛的文风。”中国陆游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绍兴市宋文化研究会会长、绍兴文理学院教授高利华告诉记者，《绍兴府修学记》碑记的撰写者陆游、书写者詹骙都是绍兴乡贤、宋代名流。詹骙是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状元，其策论道：“天下未尝有难成之事，人主不可无坚忍之心”，是一个胸怀天下的人。残碑的背后，有这样一批南宋杰出人物在支撑着绍兴这段历史，也是十分可贵的。

据了解，在宋韵文化形成与演进的过程中，陆游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其创作的寄托爱国情怀的记梦诗和写照高洁人格的咏梅诗是宋韵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咏梅诗，更是宋韵文化的一个符号。

绍兴市越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徐智麟表示，当前宋韵文化研究正向深度和广度拓展。残碑的发现，不仅是宋代书法石碑的补遗，更是陆游研究的实物佐证。陆游爱国家爱家乡爱教学的情怀再度受到关注，也利于古城申遗的府学遗址重修。

残碑刻立年代专家存在争议

残碑补充了历史文献资料缺失的信息，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那么，刻立年代是什么时候呢?

拓片部分文字与残碑部分文字比对

“残碑可识文字虽然只有28字，但内容与国家数字图书馆‘碑帖菁华’数据库内拓片的图片内容完全一致，而且整体尺寸、书法、间距、石质斑点等也与拓片非常一致。我推测这就是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撰文的《绍兴府修学记》原碑残石。”金水福说。

残碑的性质也引起了不少文史学者、金石专家关注，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院兼职研究员朱刚就是其中一位。通过仔细将残碑与《绍兴府修学记》原碑拓片比对后，他认为，金水福的推测结论可以成立，原碑残石的可能性很大，建议进一步做个拓片比对。

长期从事宋元明清考古工作的罗鹏表示，残碑年代为南宋存疑。乾隆《绍兴府志》记载为残碑，但道光以后的文献却记载了碑的完整尺寸，不排除清代乾隆晚年、嘉庆、道光朝重刻的可能。

关于碑的尺寸记载，各文献也不一致。《两浙金石志》记“字径一寸二分”，按照清代一尺约合今35.5厘米、一寸约合今3.55厘米计算，字径4.3厘米；《八琼室金石补正》记“碑高七尺二寸，广三尺四寸，字径寸许。”即碑高255.6厘米，碑宽120.7厘米，碑高与宽比例为2:1，字径约4厘米；《民国县志资料第一辑》记“碑高八尺七寸，广四尺五寸，额隶书绍兴府修学记六字，二行，径六寸。记二十行，行三十九字，正书，径一寸五分”。按照民国一尺约合今33.3厘米，一寸约合今3.33厘米换算，该碑高289.7厘米、宽149.9厘米，碑高与宽比例也是2:1，字径5厘米。综上，该碑高约256—290厘米，碑宽约121—150厘米，字径约4—5厘米。

据悉，经过稽山中学与绍兴市、越城区相关部门沟通，残碑仍保留于学校内，目前已转移保护。“残碑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最好可以根据拓片、碑的尺寸，把碑复刻出来，并把发现的残碑填补进去展示，将陆游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崇尚教育思想传承下去。”罗鹏对残碑的保护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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